前後期漢譯西書譯詞的傳承與發展——以《智環

一 引 言

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爲了有效地推進在中國的傳教，在出版宗教書籍的同時，還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關於世界地理、天文、數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知識的讀物，*本文分别將16世紀末來華的耶穌會士等的著述稱爲“前期漢譯西書”，19世紀以後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的著述稱爲“後期漢譯西書”。是爲西學東漸的第一次衝擊波。在譯書過程中，傳教士們和他們的中國合作者創造了爲數衆多的譯名、新詞。

18世紀初起，清王朝開始施行嚴厲的禁教、鎖國政策，直至1807年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進入廣東時爲止，西學的傳播斷绝百餘年。在馬禮遜來華以後，新教傳教士相繼進入中國南部，但是由於嚴厲的禁教政策，傳教士們只能以文書傳教的方式進行活動。出於傳教的目的，傳教士們印刷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宣傳品，與此同時，爲了破除中國民衆的迷信，糾正其蔑視外國人的陋習，傳教士們還出版了許多介紹西方歷史、地理、文物制度以及近代以來的科學知識的書籍，*例如馬禮遜、米憐等的知識性讀物以及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的一系列出版活動。參閲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1—34。掀起了西學東漸的第二次波瀾。

西書翻譯重開之後，對於包括譯名、新詞在内的耶穌會士的文化遺产，在佈道方法上與耶穌會士有着衆多共同之處的新教傳教士們是否，或怎樣加以繼承的？這種繼承對19世紀的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容受有何影響？

譯名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爲譯名的繼承反映了知識傳播的路徑，追尋譯名的來龍去脈可以解明外來文化的導入、傳播、普及的整個過程。例如，“望遠鏡”是明末伴隨着望遠鏡實物的傳來而發生的新譯名，其後，又與實物一起傳入了日本。進入清代以後，在明末改曆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作用的望遠鏡，雖然仍在主持天文觀測的欽天監繼續使用，但是由於西學傳入的停止，與一般社會的關係逐漸減弱。到了晚清，這一曾在相當的範圍内使用過的譯名已經從當時的文獻——如《鏡鏡詅癡》(鄭復光著，1846年)等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遠鏡、窺筒”等更專業性的名稱。*谷口知子《“望遠鏡”の語誌について》，《或問》，第1號，2000年，页17—34。所以，現代漢語中的“望遠鏡”並非出自耶穌會士的著作，而是20世紀初由日本再次輸入的譯名。與“望遠鏡”相似的例子還有“細胞”。“細胞”這一詞形最早見於日本蘭學家宇田川榕菴的《植學啓原》(1834年)，但並不是cell的譯詞。1857年李善蘭輔助新教傳教士翻譯《植物學》，並創制了譯名“細胞”。“細胞”隨《植物學》於1859年傳入日本，成爲現代日語中的術語。然而在中國，李善蘭的“細胞”卻並没有直接延續下來，《植物學》以後的翻譯書中更常見的譯名是“微胞”、“”。現代漢語中的“細胞”，同樣是20世紀初通過日文書的中文翻譯再次從日本引入的。*沈國威《植學啓原と植物學の語彙》，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0年，页68—78。僅僅幾十年間譯名的承傳就發生了斷裂，百年以上時空間隔，以及天主教、新教之間宗派的隔閡，對譯名會产生何種影響，在思考近代東西語言、文化交流的問題上將是極有啓示意义的。

西學東漸第一波的主角，耶穌會士們留下了豐富的著述。從内容上看，當然宗教類的圖書最多，但也涉及到了天文、地理、數學、醫學、邏輯學等學科。其後，由於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包括耶穌會士在内的大部分傳教士們被驅逐出境，他們的著述活動在18世紀中葉以前基本結束。耶穌會士們的著述曾由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當時就在士大夫和信衆之間被廣泛閲讀。清代以後，天文、地理、數學等方面的書籍又被收進了《四庫全書》，就是説被編入了傳統的學問體系之中。收入《四庫全書》的耶穌會士的著述有相當的數量。*《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中收《職方外紀》，子部農家類中收《泰西水法》，子部天文算法類中收《乾坤體義》、《表度説》、《簡平儀説》、《天問略》、《幾何原本》，子部譜録類中收《奇器圖説》。還有一些實際爲西洋人撰寫的書以中國人的名字加以刊行的，在此均予排除。

但是，耶穌會士的著作在此後直至鴉片戰爭之前，不論是中國的士子，還是新教傳教士都不再給予注意。究其原因，前者受中國科舉的影響，即为學問的價值取向所定；後者則是由於嚴厲的禁教政策，傳教士在學習漢語，開展傳教活動方面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士大夫之間出現了“開眼看世界”的新氣象，耶穌會士們的地理書再一次成爲了解世界的知識源泉。同時，進入上海的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創建墨海書館，着手翻譯和出版活動。傳教士們結識了一批優秀的中國士子，並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他們的幫助。例如，放棄舉業，以研究數學爲人生目標的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作，译出了《幾何原本》的後半部分，使這部經典著作以完整的姿態呈現在中國人面前。李善蘭還與艾約瑟、韋廉臣合作翻譯了《重學》、《植物學》。偉烈亞力翻譯《重學淺説》時也得到了王韜的幫助。在與中國士子的交往中，傳教士們有機會了解到耶穌會士的文化遺产，並從中學到了有益的知識。例如，《續幾何原本》全面繼承了利瑪竇、徐光啓合譯的前六卷的術語；《重學》、《重學淺説》的術語也與《奇器圖説》有大量的相同之處。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耶穌會士最下力氣並大大地改變了中國人世界觀念的天文、地理方面的書籍，卻没有得到新教傳教士應有的注意。耶穌會士們所使用的地名、地理學術語，在新教傳教士的著作中找不到蹤影。然而，《智環啓蒙塾課初步》(下简称《智環啓蒙》)可以説是一個例外，本書是在遠離上海的香港傳教的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J. Legge, 1815—1897)爲英華書院編寫的教科書，書中出現了“熱帶、温帶、寒帶”等耶穌會士們曾使用過的術語。理雅各似乎接受了耶穌會士的遺产。而事實究竟如何？本文將通過對《智環啓蒙》中的地理學译词“熱帶、温帶、寒帶”的考察，討論前期、後期漢譯西書之間的傳承關係，及西方新知識的傳播給近代漢語詞彙形成带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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