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忧郁的热带照亮南国闲愁文化批评随笔之三

在遥远的南方，忧郁的太阳正在驶过，

就像瓦尔特·惠特曼漫步于海岸，

他在歌唱，歌唱他的世界，

过去和未来的世界，死亡和白昼。

他唱着：没有什么远在天边，也没有什么近在眼前，他的胡须是火，他的曲调是跳跃的火焰。

列维-斯特劳斯生于1908年，Francois Dosse在《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曾以“英雄出世”为题介绍他的生平与思想，就他的巨大影响和贡献来说，我想这绝不过分。在鲁院学习期间，不知为什么有位同学喜欢每天重复这样一句话——“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句话此刻让我十分认同并沉思。也许，列维-斯特劳斯正是这个意义上的“英雄”，他的结构人类学，特别是《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可以说不仅是对另一个世界“奴隶”的生存考察，也是对另一个世界“奴隶”的文化代言。所以Dosse指出，热带之所以是忧郁的，不仅因为它的文化适应，也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对象正无可逆转地走向灭绝。在我看来，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实际上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整个西方，很少有人可以媲美他的博大情怀和勃勃雄心，敢于声称要“背弃西方，游走四方，超越历史，创造历史”，而他也确实创造了新的历史。

列维-斯特劳斯最早是从结构语言学中获得灵感的，他的结构人类学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确信：1、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2、文明和文化的起源是先决的，因为“除了最初起源的那一时刻，人类再也创造不出任何伟大的东西”；3、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在多样性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某些深层的规则和模式。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特别重视文化调查，在此基础上又特别重视神话与仪式分析。他认为，透过不同文化的自我叙述，20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找到其互通的关系模式是可能的；而在这里，神话可以被视为基本的解决方案。尽管神话被采纳的语境是多样的，但却总要回溯到人类生存的那些伟大而持久的问题——主要围绕诸如婚姻、家族、种族标志等习俗、律法、禁忌的结构。到最后我们就可能会发现——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发现的那样——某种具有数学的（algebraic）力与简洁性的公式或模型，就像雅各布逊的语音学模型，它所表现的是构成各民族神话整体之基础的逻辑。

《忧郁的热带》在1955年正式出版后，轰动了法国和欧美知识界，成为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事件。据说，列维-斯特劳斯最初是把这本书当小说写的，原因是他想去大学任教的愿望多次受挫，似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有弃学从文之念。但他写了近30页之后，还是觉得应该写成学术著作。就这样，一部奇书终于诞生。既没当成大学教授、也没成为小说高手的列维-斯特劳斯仅凭此书就俨然成了一位巨匠般的学者。这本书身世的复杂性赋予了它奇异的品格，正可谓集科学性、文学性于一身，并且按批评家的说法，既有对文化源头的深切怀念，也有对殖民历史的赎罪感。不仅如此，这本书不凡的写作过程，也被认为是恢复了哲学家行万里路的传统，恢复了《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的传统。1955年，这恰好是我出生的年份，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以及《忧郁的热带》的特殊身世与声誉，包括它的文学声誉——该书出版的当年，龚古尔兄弟就发表了声明，为那一年的龚古尔文学奖没有授予该书而深表遗憾。

后来，我又读到了德里达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解构批评。德里达的主要策略，是把这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视为索绪尔的“语音中心论”趋向和卢梭对本源与在场的怀乡病式的渴求的继承者；而这两条思想路线的聚合点，就是“自然”与“文化”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在德里达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对现代人文精神所起的作用与卢梭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同样的，同样巨大也同样模棱两可。在列维-斯特劳斯认同了卢梭对于一种未被文明之恶染指的纯朴语言和宗族社会的梦想之际，自然/文化的对立关系也显出了对自身的解构可能。结构人类学激活和照亮了卢梭的思想，暗示了包括自然、起源、文化、语言在内的一整套范畴；而正是这些范畴，表明了列维-斯特劳斯视野中无法遮蔽的逻各斯中心论。

德里达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忧郁的热带》的一章《书写课》（Lecon d’ecriture），在这独立而简短的一章中，列维-斯特劳斯讲述的是书写或写作在一个印第安种族（the Nambikwara）文化中的出现及其后果，他把这个种族走向文明的过渡描述为带有悲伤和罪恶的情感。和卢梭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也表达了对久已失去的前写作的自然言语（speech-be fore-writing）的初始统一性（primordialunity）的雄辩渴望。他似乎是自我承担了当文明与“纯朴”（innocent）文化遭遇时所产生的罪恶感。在他看来，书写的主题和“开发”与“暴力”的主题显然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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