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通泰地区文化史略及其与方言特征的关系

语言的演变既有其自身结构的原因，也受到许多非语言因素的制约，如行政区划、人口流动、交通商业等，使得方言之间接触频繁，特别在方言交界地带，界限难以截然分别，“把一省的方言大致分为几区是容易分的，而在区间交界的地方指出某地一定是属哪一区而不属隔壁的一区，有时就做不到”[1]。将人文地理因素纳入交界方言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我们了解方言的形成、发展和差异的成因，加深对语言演变的认识。

通泰地区位于江苏境内东部，包括长江以北的南通(市区)、如东、如皋、海安、泰兴、东台、大丰、兴化、姜堰、泰州等十个县市。通泰方言兼有吴语和江淮官话特点，是典型的交界方言。学界一般将通泰方言归入江淮官话，但“入声按古声母清浊分阴阳，古全浊声母清化不论平仄一律送气”等语音特征又与官话不同，亦与同属江淮官话的洪巢片、黄孝片相异。南通、兴化两地方言保留阳去，声调有7个；南通麻韵二等后高化为[o]等又与吴方言相似。因此，通泰方言的性质与归属、通泰方言与吴语的关系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可以说，“在整个官话方言区中，通泰方言是最复杂的一支”[2]。

通泰方言语音特征与人文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研究不多，本文尝试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交通地理和历史移民等方面，考察非语言因素影响地区方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一、通泰地区自然、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

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区划之间关系紧密，通泰地区位居一隅，行政区划相对稳定。但该地区原在海中，在江海共同作用下逐渐成陆。因此，历史行政区划和成陆情况密不可分，我们将自然和行政地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依据成陆和建置先后，有泰如地区和南通地区的区别。

一是泰如地区，以泰州为中心。地理上，泰州、海安、如皋西北部成陆较早，地理上统称为“扬泰岗地”，地势较高，平均海拔7-8米。1973年在海安沙岗公社发现“青墩遗址”，说明“至少在距今五千多年以前，这一带已经成陆，而且已成为人类聚居活动的地方”[3]。北部的兴化、姜堰、东台等地是扬泰岗地的延续，地势低洼，一般称为“里下河地区”，当地人称“水乡”。其河道纵横，一直到清代，兴化县境四周仍被水道围绕，犹如孤岛。泰如地区地理上的连续性，带来政区的同一性。上溯至唐都为海陵县，后再析出其他各县。例如：

“泰州本楚海阳，在广陵，汉为海陵仓。元狩始为海陵县。”

“(如皋)本汉广陵郡地也……唐析海陵县置如皋镇，吴武义间分置如皋场，属扬州。南唐保大十年，复升镇为县，属泰州。”

“(泰兴)本隋与唐泰州海陵县济川镇，南唐昇元三年始析置县。”

“五代杨吴始置兴化县。”[注]天一阁藏嘉明代方志选刊·嘉靖惟扬志(卷二)。

大约到唐末五代，泰如地区行政建置基本确定。虽然此后又析出东台、大丰，但仍属泰州管辖，没有改变泰州中心城市的地位，不影响该地区的行政统一。

二是南通地区。南通原为海中沙洲——胡逗洲，即今南通市区及通州区西部一带，这一区域，与我们讨论的南通境内的通泰方言区大致相当。本文所指“南通”即表示这一区域，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南通”不等同。胡逗洲与泰如地区涨接时间较晚，《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静海县条载：“古横江在州北，元是海。天佑年中沙涨，今有小江，东出大海。”天佑为公元904-907年，可见，大约在唐代末期，胡逗洲始与扬泰大陆涨接[4]42。显德五年(958年)始建为“通州”，下辖静海、海门、崇明三县。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崇明归于苏州府[注][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惟扬志》：“宋改为崇州，复为通州，属淮南东路。元革静海县改为通州路，复改为州，属扬州路。明仍为通州，属扬州府，领崇明、海门二县。洪武九年以崇明属苏州府。”。清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下辖如皋、泰兴两县。1912年废州称南通县，今为地级市，下辖3个区(崇川、港闸、通州)，五个县级市(海安市、如东市、如皋市、启东市、海门市)。行政建置上，南通与泰州之间没有管辖关系，相互独立。

通泰地区人文地理的分区和通泰方言的地理分布是一致的。顾黔根据古假摄的音读分类将通泰方言内部分为两区，南通古假摄有o/ɑ两类，泰如地区只有一类[5]。内部差异其实是两个行政区域 “通州”“泰州”之间的方言差异。泰如地区的兴化市区话较为特殊，声调有7个，原因在于其处于里下河地区，地理环境近似孤岛，闭塞的环境使方言较为存古。自然地理是方言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稳定的行政区划又维护和延续了地域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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